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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剛剛過去的2013年，是一個充滿轉折意味的年份。在這一年，很多在過去幾年已經被大家習以為常的事情，都開始有了轉變。一如金融領域，過去數年一直秉持較為寬鬆貨幣政策的央行，卻在2013年攥緊了印鈔機，使得銀行業突遭“緊縮”之痛。與之類似，當大小政府官員對於公款吃喝、公款旅游不以為然之時，不承想十八大之後頒佈的“八項規定”落實力度會如此之大。
　　整個2013年期間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、中紀委等中央部門至少出台了14部約束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各項行為的規定，涵蓋了他們工作生活的各個方面。據悉，自2013年3月起，中紀委已先後4次對32起違反“八項規定”精神的典型問題進行了通報。此外，已經查處兩萬餘名“頂風犯案”的幹部，這其中也不乏付曉光這樣的副省級幹部。的確，政府是改革最大的變量，故而，當改革僅僅是進入前奏階段，公務員們就能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到“變化”的來臨。對此，有官員表示，隨著中央關於生活作風的規定越來越細，公務員將越來越不好當。
　　有人用“官不聊生”來形容2013年中央整頓吏治的行動，這固然有選擇性忽略“礦泉水瓶裝茅臺”現象的嫌疑，但至少在一個趨勢上，公務員在職業準則和道德規範上所面臨的壓力，的確是越來越重了。很多時候，趨勢本身比現狀更加具有說服力，不可否認，以今天公務員群體所享受的普遍待遇來看，對於體制外人們依然具有強烈的誘惑力。但假如依照2013年的趨勢繼續發展，那麼求職人群對於公務員的期待就會走低，而這也將在客觀上證明瞭“官不聊生”存在的可能性。
　　當然，就現階段而言，“官不聊生”只是一種基於“民不聊生”的調侃而已，在政府掌握絕大部分社會資源的今天，企求“官不聊生”的想法只能說明言說者並未介入現實。理性而言，通過設定監督機制，明確公權力的範圍和行使邊界，即通常說的“把權力關進籠子”，才是真正可以爭取的目標。
　　進一步言之，假如“把權力關進籠子”本身是一個有意義的目標，也是中央整頓吏治的初衷，那麼我們就可以提出：目前的整頓吏治行動是否能夠持續行之有效呢？對此，公眾的反應不免充斥疑惑。但正如北理工法學教授胡星斗給出的分析：“在目前法治不健全、也沒有完善的民主監督的情況下，如果再沒有整頓吏治的魄力，官場則會一派萎靡，腐敗成風。”所以，在法治不健全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背景，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情況下，以“下發文件”的方式規範官員的生活作風，是符合改革的現實邏輯的。
　　符合現實邏輯當然不意味著就要遠離改革的最終目標。如何將行政動員式的整頓吏治之舉，引向常規性的法治監督局面，始終是一個改革者和改革的關註者們所共同關註的議題。因此，依然要強調的是，自上而下的強力監督固然十分地奏效，但自下而上的廣泛監督才能真正地持之以恆。向官員施加壓力，給民眾監督空間，並以法律的形式定格這樣的權利，才是頂層改革最終應形成的方向。
　　毫無疑問，如2013年這般大規模的反腐舉動，必然能夠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持與信任。直白地說，反腐既是一種目的，也可能是一種手段，但根本上，應該作為目的存在。反腐能夠迅速聚攏流失的社會信任，但反腐的最終目的是要營造一個政治清明、權力有序，即無腐可反的局面。在改革的前奏階段，回收行政權力，聚攏社會信任，都是啟動改革，為改革成功保駕護航的必要之舉。但總體上而言，整頓吏治需要逐步地過渡到依法行政，通過設計制度化的監督手段，最終將權力牢牢關進籠子。而對於這一點，我們認為，充滿耐心且對任何微小進步都感到歡欣鼓舞的中國民眾，一定會給改革以充足的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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